林伯渠（1886—1960），湖南临澧人。党和国家德高望重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并称“延安五老”，曾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补选为中央审计委员会委员。
家风纯正，雨润无声。良好的家风就像一块磨刀石，反复砥砺品行，助人立德成才。林伯渠自小得父亲耳提面命，坚定“随势前进，择善而从”，在人生的三个关键时刻选择了正确的道路，而他自己的优良品行又影响和感染着后代，成为一种精神的延续和传承。
随势前进，择善而从
林伯渠出身书香之家。父亲林鸿仪曾入太学三年，出任道水书院山长，思想开明、眼界不凡，在林伯渠将入书院肄业时，曾经慨叹：“日本国……历代以来，虽与中国启衅，而为害犹浅。乃去年一役（指甲午战争），涂毒我生灵，割据我土地，重耗我金币，岂其中政教之果有以胜人耶？抑中国之孱弱实甚耶？”忧国忧民之心可见一斑。维新运动失败后，科举、八股之风卷土重来，林鸿仪既鼓励林伯渠攻读古籍，又督促他读新书、求新知，在儿子的思想中种下了“随势前进，择善而从”的种子。
少年的林伯渠眼见祖国大好河山满目疮痍，在不断接受进步思想的过程中立志为振兴中华奉献终生，后来他留学日本，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并在革命实践中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南昌起义失败，林伯渠受党中央派遣前往莫斯科学习，学成归国后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财政部部长期间，他广泛动员苏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既保证了人民基本生活供给，又支持着反“围剿”战争的庞大开支，可谓殚精竭虑，但他仍旧保持着乐观向上的革命精神。
后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林伯渠举办的60岁生日小型祝寿会上，林伯渠总结自己的革命历程说：“我所走过的道路，也只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一个彻底民主主义者的道路。我能够光荣地站在无产阶级的行列里，是党培养了我，人民群众教育了我，革命实践引导了我。”“这个时代使我年青了，我愿意和全党同志在一起，为中国人民多做一些年代的工作，并愿意向人民群众学习更多的革命本领，为着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与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这与儿时父亲的言传身教不无相关。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林伯渠同周恩来前往上海、庐山与国民党直接进行谈判，在赴沪途中，他见到了多年失联的女儿林秉衡、林利和林秉元。九一八事变后，他的妻子伍复明返回湖南老家，长女秉衡为分担母亲的负担自谋了差事，并独自带领两个妹妹生活。姐妹三人再见阔别近10年的老父，顿时热泪盈眶，林伯渠也心潮澎湃，拉住女儿的手无语凝噎，但由于身负重要任务，这次见面并没有持续多久，但父女间开始了往来通信，林伯渠将对女儿的一片慈父之心和对抗日救亡事业的必胜信念一字一句地写在信中：
“年来你已能自食其力，并能帮助你的母、弟解决一些问题，这很好，这是你的孝心与友爱的表现……我很挂念你的负担很重，你近来的生活怎样，希告诉我一些。”
“我不久要回去，大约未能纡道来看你们，盼你们好好工作更好保养身体。家庭中自然需要些忍耐说服，和睦为主。日寇总会快打出去的，曙光不远吧。”
彼时，林利留学苏联，归国时已与父亲有8年多不曾相见，父女好不容易重聚，组织上又决定派秉佑去东北工作。临别前，后勤部门的同志想为她准备一套棉衣御寒，林伯渠却坚决反对，主张按制度办事，不仅如此，他竟还反复叮嘱女儿“切不可要求组织上让你和我通电报”。原来当时正值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林伯渠认为电报作为战争中最重要的信息传输渠道之一，绝不应为个人私用。“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那个动荡年代，林伯渠宁可忍受思念的煎熬，也不肯搞特殊化，他就是这样通过言传身教，一点一滴地向子女灌输严于律己的思想。
父母之爱子，为之计深远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林伯渠随军出发，当时他到中央苏区后结合的妻子范乐春刚刚生产不久，组织上决定让她留下。林伯渠安慰沮丧的妻子：“我们都是党的儿女，革命的需要高于一切，我们不要难过了。”
由于工作繁忙，责任重大，林伯渠与妻子儿女聚少离多，有一个孩子甚至曾一度丢失，多年后方才寻回。范乐春也因劳累过度，不幸病逝。林伯渠始终认为自己对家人有所亏欠，每每相聚总是尽量弥补，却从不曾放松对他们的要求，一应配给全部严格遵守组织规定，不多占一分一厘。
林利在《回忆我的父亲林伯渠同志》一文中回忆过父亲对小弟林用三的种种严苛。那时延安条件艰苦，林用三刚6岁，林伯渠就让他自己拿着碗到大灶和普通战士一起吃饭，上学后和同学们一起过集体生活，看戏不许抢前排，外出不许吃群众送的东西，“父亲是爱他的，但不是溺爱，深厚的父爱洋溢在殷切期望和严格要求之中。”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正是林伯渠这种近似于苛刻的家教，培育了林家子女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助他们成人成才。
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一家来到北京。虽然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但林伯渠依旧像在延安时期那样让孩子们去食堂吃饭，也从不用汽车接送，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中南海怀仁堂后面的住所年久失修，管理局多次提出修缮，这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曾经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开始”的开国大典主持人，却坚持不肯，反复强调自己的住房比农民的不知好多少倍。拖了近10年，直到房梁因未加固可能发生危险，他才勉强同意修理。这种优良作风如春风化雨般无声无息，却又深深铭刻在后人心中，令林家代代受益。
（毕雨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