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期光（1908－1991），湖南平江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政治工作、军事教育和军事理论研究领导者。1941年，苏中军政党委员会决定成立苏中区审计委员会，钟期光兼任审计委员会主任。

父母之爱子女，乃是纯然天性，每每见膝下小儿憨态，总望着为他们遮风避雨，叫他们一辈子不吃苦受罪，而钟期光家却有一条不成文的“家规”，那就是孩子的路由孩子自己走，即便在升迁、就业这种人生大事上，也绝不动用自己的“关系”为其谋私。

“孩子的路由孩子自己走”

父亲是佃农，中学毕业后，钟期光曾在家乡的白马庙小学教书，同时兼办农民夜校，从事农民运动，所以对人民群众的感情非同一般。他平日里不抽烟，不喝酒，闲暇之时爱抓把蚕豆，和大伙儿一起剥着吃。他一生主要从事部队的政治工作，对干部战士在政治上关心、在工作上支持、在生活上体贴，而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气质也吸引着大家向他敞开心扉。

钟期光尤其能知人善任。战争年代，干部调动和提拔频繁，他总能配合军事主官做好工作，深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每每有知识青年投奔新四军，他都会认真接待，逐个详谈，从而充分了解他们的思想、家庭、学业和政治身份，以便量才施用，指引他们走上适宜的工作岗位。

钟期光在工作中从不讲私交，也不藏私心，工作之外也不动用这些“人脉”“关系”为自己为儿女谋私利。钟期光的七个子女除次女在北京工作外，其余的全都响应国家号召，按规定插队下乡、参军入伍，有的还去了北大荒。儿子钟德鲁1968年入伍，1989年还是副团职，央求父亲为其晋升说情，却被怒斥“今后绝不许打我的旗号搞任何名堂”。每每听说社会上某些干部利用职权之便为子女托关系、找门路，照顾升学、提干，他都极其反感，认为这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更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关系，反反复复强调：“我历来主张，孩子的路由孩子自己走。只要孩子们不搞歪门邪道，就比什么都好。”

“恋亲不为亲徇私，济亲不为亲撑腰”

在中国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人情社会里，领导干部的亲族难免会滋生“借借光”的思想，钟期光却从不肯给这些思想“开绿灯”。正应了毛泽东在处理亲情问题上强调的那句话：“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

钟期光的姐夫汪希范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多次筹钱筹粮支持革命事业，甚至不惜变卖家产，后于1939年国民党制造的平江惨案中被捕并惨遭杀害。50年后，烈士汪希范的后人、钟期光的外甥女进京看望钟期光，并求他写个字条解决国家粮，钟期光打趣道：“你家祖辈多次出生入死给红军筹粮，我就破例给你们也筹粮吧！”于是便写了一张字条：

平江县人民政府：

浯口镇国家教师汪棣华是汪希范烈士后代，爱人李美英身体不好，耕田种地有实际困难，孩子汪艳震、汪高建都是农村户口，请你们按有关政策，给予照顾解决。

谁知第二天，钟期光却“反悔”了：“昨夜反复考虑，字条有勉强地方政府之嫌。你先退给我吧。”外甥女心怀愧疚，连忙拿出字条双手奉还。返乡前，将军又派人送给外甥女一封短信，上面写到：“继承先烈遗志，联系群众，勤俭节约，艰苦创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钟期光的另一个外甥在广西当兵，表现好，内定转干，寄信想请钟期光帮忙“打个招呼”，钟期光却回信说：“你文化不高，不适应部队现代化发展。锄头竖得稳，作田还是本，老家田多，我赞成你回家种田。”后又有亲族来信称其子在河南当兵，想把他调到钟期光身边培养。当时钟期光正在医院住院，抱病复信：“亲人在一起不好教育，只能靠组织教育。我已离休，无权过问军中事；即使能调动，也不会违纪去办。”

“交给秘书办就是占公家的便宜”

钟期光对儿女、亲族严苛，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公私分明。据钟期光的儿子回忆，他在陕西念书时，钟期光时常给他写信，每次都是用嚼碎的饭粒封信口、贴邮票，并在上班途中亲自把信投递到邮局。“父亲认为这是自己的家信，不应该交给秘书去办，交给秘书办就是占公家的便宜。”

22年艰苦战争环境的超量负荷，以及建国后的繁忙工作，令钟期光积劳成疾，身患多种疾病，其中以腰痛和心脏病为甚，行走一度离不开手杖。1960年，他调任军事科学院副政委，已经52岁的钟期光仍保持着一贯的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数度被叶剑英戏称为“壮丁”。当时组织上按规定给他配了独门独院。原本住得好好的，可一听说附近的学校没有幼儿园，他便毅然将房子上交，换成现金投建了幼儿园。

钟期光与妻子凌奔感情甚笃。作为新四军的老战士，凌奔对子女也是严格要求，在家中身体力行、言传身教。钟期光住院时，身体羸弱的凌奔从城南到城北去看他，中间要换三回公交车，却始终不肯乘坐单位配给的公车，身上的一件毛衣穿了几十年，早已破得不成样子也不买新的，就这样一直穿到去世。女儿钟德宁回忆：“妈妈帮助别人从来都是慷慨大方的。她先后买过五件毛衣送给工作人员。”钟家兄弟姐妹每每看到这件毛衣都忍不住眼含热泪，并牢牢地将父母的德行铭记在心上。

（毕雨亭）